台灣國際化程度不夠，與島國人民眼光狹隘互為因果。國合會業務企劃處資深計畫經理孫國祥指出，台灣一般所謂的國際化，其實是一個不完整的地圖，只看到美國、傳統的西方和日本，這些年再加上澳、紐、加，「其他都是空白的，完全沒有認知，也不關心。」
他舉暢銷書《追風箏的孩子》為例，雖然很多人看過這本書，但並不了解那個社會為什麼會那樣。「我和其他國際組織進行合作計畫時，參與者來自世界各國，但一樣是亞洲人，日本人對當地社會風俗的認知就遠高於我們。一般台灣人對國際議題很難接受，只關心自身周邊的議題。」
從六○年代農耕隊轉型發展成目前規模一百五十億台幣的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算是政府的附屬機構，援外計畫也常得配合外交使命。但即使如此，多年下來，國合會和其他國際組織及NGO建立起密切合作關係，國際化的經驗在國內無出其右。除與各國政府部門合作，對於無邦交國，也常透過與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銀行等組織的合作，來間接建立台灣與世界的關係。
說台灣完全沒有國際參與也不是事實，台灣的ＮＧＯ有幾種，像世界展望會、紅十字會、家扶等是國際組織延伸到台灣來，台灣分會可以透過該組織參與國際活動。另一種是土生土長，像慈濟、罕病、伊甸等。但國合會一位有豐富海外合作經驗的主管指出，「他們通常缺乏對NGO的整體知識。」
這位主管指出，NGO國際參與有幾個層級：參與、了解國際標準、參與組織活動、經營管理。台灣一直只有零星表淺的「參與」，例如哪裡有災難我們就派救難隊和志工過去，沒辦法提高到第二或第三層級。
另外一個問題是，「台灣的國家本位主義很重，進行國際合作時，總是喜歡有個logo、掛個旗、再照幾張相，做成自己的業績。」他認為，台灣其實有許多珍貴資產可以與其他國家分享，例如中小企業的成功經驗與技職教育，第三世界國家最缺這個，在這方面我們是有優勢的，但如果陷入外交計算，思考層面就會被切斷。
政府外交部門和民間組織的立場不同，想法與重點也會不同。這位主管建議，台灣外交官可以藉NGO探試國際政治情勢的變化，而NGO也可以透過外交部門了解有什麼可以發揮的地方。國外很多國家會把外交官送到NGO學習，可以訓練出不同的視野與作法。
尤其以台灣的外交處境，政府間的合作困難，但NGO間的合作卻很多。「要去插國旗，人家不會給你插。但要去做事，而且真的了解國際組織的運作方式，人家會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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