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又多一個？－中猴的部落格

折損馬英九，折傷廉能政治的願景善不敵惡的宿命？

作者：陳長文攝影：遠見資料 2006.12 ／快速時尚橫掃全球：平價奢華風

這些年來，有感於法律人治國下種種荒腔走板的表現，筆者以《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為題寫了一本書，這本書只邀了馬英九寫評序，一則是由於馬英九是政壇上少數讓我欣賞的法律人，二是筆者對馬英九有諸多期待，希望書中觀點可以供他參考。然而，就在書本付梓的同一天，媒體披露馬英九的幕僚以不實發票核銷特支費，一時之間，筆者陷入掙扎與長考。

對於法律人不爭氣的表現，筆者常常撰文點名批判，也在批判的同時指出我認為一個有格調的法律人，該以什麼標準自我要求。所以，在國務機要費一案中，當陳總統還沒被起訴前，筆者就堅決主張陳總統必須辭去總統一職，因為政治責任不同於法律責任，一個失去公信的元首，也將喪失執行政務的能力與資格。換言之，辭職的標準不在於三審定讞與否，在於人民對總統的信任所存幾許。

不爭氣的法律人又多一個？

相對於馬英九，除了他的軍購立場筆者不能認同，並曾撰文批判之外，就筆者的長期觀察，我有十足的信心：馬英九絕對是位可以讓人極為肯定的法律政治人。然而，當看到電視上台北市長的特支費爆發爭議，筆者開始困惑，該不該因為這件事，也把馬英九列入「不爭氣的法律人」名單之中？

對於許多過去長久以來信任肯定馬英九的人而言，其困惑的程度，必然也不亞於我吧！但從樂觀的角度來看，如果這樣的困惑，能讓我們從新思考對所有政治人物的檢驗標準，也未嘗不是好事。

首先，每一個人的判斷，包括筆者在內，無可避免會摻雜一些主觀的因素。於是當我要把馬英九做為評論對象時，如果評論的是單純的「事」，我自信自己的客觀不致有太大的問題，但若要觸及人格的評價，我必須承認，我沒有辦法完全保持客觀，甚至我若勉強自己保持客觀，那勢必會流為一種「偽客觀」，畢竟，我和馬英九略有私交，對他有許多近距離的觀察機會，我很難不把這些近距離觀察的「主觀經驗」融入我對他的評價。

政治人物本就該「不夠朋友」

如果容許我把這樣的主觀經驗帶入評價之中，我可以很篤定地告訴大家，馬英九或許會因疏忽、判斷失當、監督不周而犯錯，但絕不是個公器私用、貪贓枉法之徒。

我的「主觀」之所以如此根深柢固，涉及許多私人的觀察經驗。馬英九的「朋友」，經常向我抱怨他是一個「恩怨不明」的人。既不記仇，也不記恩。甚至，一般基於人之常情想幫他一些忙時，他會本能地擺出「防衛姿態」，似乎深怕你幫了他，會在日後向他索求回報。

實則我很清楚，馬英九之所以對受惠一事處處防衛，導源於他對公私分際的堅持，他認為自己所擁有的資源、權力，屬於公眾而不屬於他，他沒有資格加以濫用，去造福他的朋友，或用來報復他的對手。

「馬英九真的很不夠朋友！」相信馬英九的朋友都曾經這麼埋怨過他。

但是話說回來，真正的朋友反而會包容馬英九，為他守過了頭的公私分際暗自喝采。相對於台灣政壇，馬英九的清廉自持，使他如鶴立雞群般的耀眼醒目。君不見當今政壇之中，多少政治人物把權力當作牟利工具，把手上屬於人民的資源，當成酬庸盟友的籌碼，然後，從盟友的手上，取回對價報償。於是，人民的公益，在交換中私化為政客的私益，如此公私不分，正是台灣政治頹圮敗壞的根源。

但由於現今社會大眾用以檢驗馬英九的，往往只能以媒體揭露的部分資訊為準為據，在這樣的現況下，身為公民的一分子，我就不能只從主觀經驗出發，論述個人觀感，來為馬英九的清廉背書，我必須試著排除個人主觀情感來檢視馬英九。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馬英九該不該為特支費一案，辭去市長與中國國民黨主席二職，乃至於暫時或永遠地退出政壇？

近來輿論有一些對於「制度殺人」問題的討論，認為特支費的設計，有陷人於罪的陷阱與盲點，若全面追究，6000多位領有特支費的機關首長，可能都經不起檢驗。這當然是一個值得檢討的制度問題，雖有人認為這是卸責的藉口，但即便不從制度結構析論，純粹就馬英九特支費案與陳總統國務機要費案相對此解析，筆者有如下的看法。

技術性過失vs.本質性故意

就目前媒體所揭露的資訊以觀，馬英九的特支費的問題至少到目前看起來尚是「技術性的過失」，在須檢據的部分，市長室祕書以大額假發票替代小額的真實發票報帳核銷，對此馬英九的責任主要在於監督不周，由於並無事證顯示馬英九授意蒐集假發票，故從動機因素論，馬英九犯的錯屬於「過失」層次。但過失仍不能做為卸責的理由，惟關鍵在於對於這樣的「過失責任」，其應以何種強度負責？道歉認錯、懲處失職，這些行政責任的承擔表現足不足夠？還是要用更高的政治責任標準，要求馬英九辭市長、辭國民黨主席，甚至退出政壇？這個問題，我姑且不做回答。我的答案是一個「比較性」的答案，亦即，要對比陳總統及其夫人、親信所涉及的諸多案件的性質。

在國務機要費等案中，就已揭露的案情來看，很明顯的，假發票的蒐集，是陳總統所授意主導並唆使偽證的。其不當屬性已非技術性的過失，而是「本質性的故意」。而這種本質性的故意，又不斷地透過一個接著一個、相繼被拆穿的謊言試圖掩蓋，使得其所建構的「貪污」外觀，已至為明顯，這也是導致陳總統支持度在10％～20％的區間徘徊的原因。反觀馬英九仍有高達過半相信其清白的民調數字，即不難看出，二者屬性本質上的不同。這也是為什麼在國務機要費起訴書公布之前，我即認為陳總統應負政治責任辭職下台，或至少放手讓民進黨的國會議員通過罷免及彈劾提案，由人民公決或憲法法院決其去留的緣故。

換言之，在檢察官起訴之前，我對馬英九要否辭職，持保留態度，我不認為馬英九的責任強度和陳總統一樣。

社會公信，是政治人物的命脈

但這是在檢察官起訴之前的判斷，不僅是基於我對馬英九清廉的主觀信心，就法言法，我也不認為檢察官有足夠的法律理由起訴馬英九（這部分的法律分析，請參考拙文〈當法律整到政治模範生〉，刊於《聯合報》，2006.11.20）。但我的法律判斷與主觀信心終究不等於檢察官的心證。倘若檢察官的心證與我的判斷不同，馬英九最後仍遭起訴的話，情形就不一樣了。

須知，政治強調的是客觀公信，而非主觀自信。不管我對馬英九的清白再有信心，也不管馬英九對自己的清白再有自信，這些都只是個人的「主觀自信」，並不等於人民的「客觀公信」。

如果馬英九或我的主觀信心與檢察官的調查判斷不同，馬英九列為犯罪被告而遭起訴時。起訴書公布的那一刻，馬英九不但應該立即辭去市長與中國國民黨主席二職，並應宣布在一審判決還其清白之前，暫時退出政壇，亦即若在2008年總統大選之前，一審判決尚無結果，馬英九即不宜出馬角逐總統。

這樣的宣布，不代表馬英九自承有罪，從法律責任言，起訴僅是司法程序的一個起點環結，有罪與否，尚要經過審判程序才能斷論。但法律責任與政治責任是不同的概念。法律責任，特別是刑事責任，講得是「無罪推定」，在法院做出定讞判決前，必須假定當事人是無罪的。

然而，政治責任講的是「社會公信」，政治人物即便自認品德操守無可挑剔，但若人民對此抱有懷疑，這時，一個失去公信的政治人物，也就失去了代理國家公器的資格與能力。

折損馬，也折損了改變的可能

但倘若以公民身分，看待這樣一位政治人物的折損，我只能說，我為台灣感到遺憾與難過，那將是台灣（甚至全中國人）的損失。馬英九代表的是一種台灣政治新風格與政治新氣象的可能性。他溫雅謙恭，舉止有度，與政壇上張牙舞爪的常態形成強烈對比；有人批評他過於拘泥法律，但這卻也是台灣法治進步的契機，讓台灣有機會一舉扭轉法律過去長期被統治者恣意曲解，矮化為統治工具的窘境；即便在特支費一案中，對馬英九的清廉形象造成了許多「外在衝擊」，但捫心而問，我很懷疑，馬英九退出政壇之後，台灣何時才有可能等到清廉堅持更甚於馬英九的政治人物？

然而，不管是個人主觀選擇相信馬英九，或為台灣折損一位優秀政治人物感到遺憾。拉回我前面的主張，我們還是必須接受馬英九若遭起訴就只有暫退出政壇的結果。因為，不管是從法律層面或政治層面，我們都必須堅守一個觀點，檢驗政治人物講的是絕對標準，而非相對標準，馬英九比起其他政治人物相對清廉，並不能讓他豁免不論實質與形式都必須絕對清廉的絕對標準。

德國哲學家費希特曾說：「善總是比較軟弱，因為它很單純，只能為其自身而討人喜歡；惡則以最誘人的許諾吸引著每個人；作惡的人們雖然彼此爭戰不斷，但當善出現時，他們就簽訂休戰協定，以便聯合為惡的力量來對抗善。」看到國內的政局傾軋，一些善良正直的政治精英總是很快就折損了，我都會想到費希特的這段話。我們曾經折損掉像王建煊這樣的政治精英，如果馬英九也折損，我不禁覺得，難道在台灣，我們不值得讓善良的人來為我們服務嗎？永遠要默默接受那些機關算盡的政客為我們帶來的痛苦嗎？

（作者為法學教授、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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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律，30億元的背叛與信任 : 遠見資料
2003.12.17. ／第210期

輸在信任，也贏在信任。一生打過無數仗的名律師陳長文、李念祖、劉紹樑……，因為員工涉嫌盜賣客戶託管股票30億元，讓理律幾乎破產，30億元的背叛，三十天的天人交戰，他們如何再度用「信任」化解所有危機？

11月18日，剛好是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人陳長文六十歲生日，這個華人世界最知名的大律師，剛為自己打完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仗。

一個月前，驚爆理律員工劉偉杰盜賣客戶新帝公司（SanDisk）託管股票新台幣30億元，這個華人最大的律師事務所在完全無預警下，連錯愕都來不及，就必須進行「生死」談判。

大律師居然要為自己打仗，打的又是自己的未來，連做夢都想不到。由陳長文領導的「危機處理小組」，最後在二十四天內與新帝達成協議，賠償8600萬美元度過難關（先賠2000萬美元，約新台幣7億元）。

理律危機，輸在信任，也贏在信任。

30億元的背叛，很多人認為是理律的「信任」文化，讓劉偉杰有機可乘；但不可思議的是，在幾乎崩潰的信任危機中，理律居然沒有背棄信任，反而用長年對客戶、員工累積的「信任」，化解了危機。

10月9日，理律員工首次發現10月初才留職停薪的劉偉杰，涉嫌盜賣新帝的30億元股票，一路追查到10月14日，發現事態嚴重，「真是兵慌馬亂，我來理律十八年，從來沒有受到如此大的衝擊，」主攻公司法、公司治理的理律合夥人劉紹樑至今都不敢相信。

眼前的理律，第一要面對的是「< STRONG>信心危機」。理律人最引以為傲的就是信任文化，但是劉偉杰卻濫用理律的信任，讓理律人根本不知道該再相信什麼。

沒有信任的理律，怎麼活？要怨要恨要放棄？所有念頭閃過後，陳長文堅定地跟伙伴說，「我們原來是什麼，就是什麼。」理律不能因為劉偉杰的背棄，背棄對人的信任，對客戶的信任，不管賠不賠得起，即使是30億的天文數字。

理律是因為信任，成為全球華人最大的律師事務所；因為信任，擁有中外上萬家客戶，國內所有重大金融及投資法規，幾乎都來自理律。「沒有信任，就沒有理律，」陳長文說。

10月15日，理律資深合夥人徐小波和發言人蔣大中，正式對外宣布發生重大盜賣案情，各界嘩然。

當問題排山倒海而來，理律的「信任」招牌卻意外發生效果。不但得到員工全力支持，客戶的反應也出乎意料，不但沒有一個客戶跑掉，而且還有客戶願意簽四年約，助理律度過難關。

驚慌中，背後還有更大的「責任危機」。在法律上，一般公司企業賠償，只負有限責任，律師卻要負無限責任。

無限責任就像掉進深淵。眼前兩條路：究竟是宣告破產關門大吉，還是勇敢承擔30億元的債務？

理律的律師們陷入? F天人交戰。沒有一個律師不知道，選擇直接破產，損失絕對最小；如果要扛起責任，扛的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

雖然賠償金額高達30億元，五百個同仁站在一條船上，「因為我們知道，如果選擇逃避，就像劉偉杰一樣，我們的良心一輩子過不去，」李念祖說。

即使良心過得去，馬上又出現更大的危機，30億元哪裡來？理律雖很賺錢，平時責任準備金提撥高達九位數，超過1億元，但是面對巨額賠償，加上理虧，理律幾乎沒有談判籌碼。

即使案發了十多日，仍有同仁不敢置信地說，「我多希望明天早晨醒來，發現這只是一場惡夢。」

10月20日，理律開始最艱鉅的一場談判。這次不是為IBM、為SONY、為歐洲高鐵、為中華民國國防部打仗，是要為自己上戰場。「千頭萬緒湧上心頭，」陳長文說。

危機處理，第一要搶時間。

新帝是美國上市公司，面對如此龐大的業外損失，必須要在期限內向美國證期會報告；對理律而言，如果不抓緊時間，解決債務問題，骨牌連鎖效應下，其他上萬客戶也可能一夕信心崩盤。

「雙方都是進退維谷，這場談判就像是華山論劍，必須要高手對招，」劉紹樑形容。

時間一分一秒過，新帝基於對股東負責，一定要在最短時間追討回最大的賠償利益；但是理律再有錢，也不可能一下子賠出30億元，拿ㄔX30億元，理律一樣關門大吉。

拿不出30億元的理律，靠什麼賠？

在最後的關頭，雙方達成協議：在簽約第一時間內理律先賠2000萬美元，另外4800萬美元用信用狀作保證，分十六季、四年償還。不足的1800萬美元，理律願意以十八年，每年提供100萬美元用在法律服務、公益慈善和教育上，以補償新帝的損失。

化解時間危機的居然也是信任。幾乎破產的理律，剩下的唯一資產就是多年在信任文化下累積的信譽，沒想到新帝居然認同「法律服務」及「公益慈善」這種無形資產，願意代抵做為賠償。

人是有價資產

之前從來沒有一個企業賠償，敢用知識勞務作價，也沒有一個企業賠償，會設計共同負起社會責任。在新帝與理律達成的協議中，卻出現了第一宗的以法律服務、教育及公益慈善代替現金賠償。

「理律不愧是理律，也虧得理律才能談得出來這樣的協商，」一位金融界高階主管說。「如果沒有信任，誰會願意以十八年來抵債，」這位金融高階主管說。

理律賣的是知識勞務，新帝賣的是IC design的知識產權，兩者同樣都是知識工作者。「Dr. Eli Harari（新帝CEO）懂得人是最重要的價值，」劉紹樑說。

其實整個案件，不單是劉偉杰個人的犯罪行為，也可以看出社會價值的混亂。「我最難忘的是看到兩個高手，對推動社會進步信念（指信任文化）的堅持，惺惺相惜，」劉紹樑說。

新帝是世界上屬一屬二的快閃記憶體（flash momery）製造公司，平日在美就常辦各項公益講座，Harari是創辦人兼CEO，學物理的Harari，也是《富比士》雜誌選出的最有價值的CEO之一，是理律眼中可敬的客戶。

陳長文不苟言笑，但瞭解陳長文的人，都知道他有最人性的一面。陳長文獨子「文文」，先天腦性麻痺，陳長文2000年接下紅十字會會長時，也曾自許自己是「地獄中的天使」。

這次十八年法律服務及社會公益作價的概念，就來自陳長文。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個賠償，一份契約，「但是能談得像一份公益企劃案，把商業價值提升到公益價值，真的是太棒的idea，」劉紹樑說。

「理律與新帝所創造出來的模式，是很重要的一種價值，在未來的社會中，信任、道德、公益都會變成一種有價的無形資產。」前證期會主委現任公司組織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呂東英說。

雖然歷經劉偉杰30億元的背叛，但是理律自始至終，從不懷疑自己的「信任」文化。

在理律一系列的新聞稿中，處處可見，「我們不會失去對人的信任」；「如果是任何人都不信任，任何事都不可能做。」

1940年代就在上海灘成立的理律事務所Lee And Li，「我們的專業就是建築在信任上，」陳長文說。

法律服務靠的就是人，失去了對人的信任，理律根本無以為繼，「如果不是相信，客戶為什麼要把最機密最隱諱的事情交給你，」李念祖問。

走進理律，可以看到四處都是中國風的裝飾。一位熟知理律企業文化的律師分析，理律表面上看起來是美式合夥人作風的律師樓，內在長久以來卻是中國式的溫情文化。

外界很難想像，即使劉偉杰犯案至今，給理律捅出那麼大的紕漏，但是在陳長文口中，劉偉杰只是一個做錯事的「孩子」。

理律三大掌門，不論是主管訴訟業務，行事嚴謹犀利的陳長文；或是擅長金融、資本市場，溫和慷慨、被稱為「徐伯伯」的徐小波；或者是負責智慧財產權相關業務的理律創辦人李潮年之子李光燾，而雖然三人性格各異，但是「以人為本」的管理風格，則一向是理律的招牌。

「理律在業界，道德的要求非常高，任何有利益衝突的案子，一定會轉給其他事務所承辦，」律師李復甸說。

理律至今不允許接案「分紅」制度，就是怕太過利益導向，把專業用在非智慧上的競爭。

事實上，理律一直在有系統地建置「知識管理」機制，希望除了法律專業外，也能提升管理素質，甚至期許自己? P其他地區華人律師事務所分享經驗。

這樣的自我期許，遇上了劉偉杰事件，難怪陳長文「覺得很丟臉」。

內控人性的貪婪

信任雖然重要，但是內控永遠是抵擋人性貪婪的第一線。太過信任，畢竟讓理律險些致命。中華民國內部稽核協會理事長長黃慶森說，「領導者的風格，常常就是第一大風險，理律最大的問題就是完全信任，反而製造了貪婪的機會。」

「機會、誘因、合理化，就是舞弊金三角，」政大會計系教授馬秀如說。

溫情文化有時是最低成本的管理方式。理律經營長達三十五年，但當變成五百人的大公司時，公司的內控也像溫水煮青蛙，失去應有的警覺。「當一個案子能讓一家公司元氣大傷，甚至一夜之間倒閉，可見完全沒有風險評估，老大常是內控的致命風險，」黃慶森說。

根據國外統計，舞弊案騤g由內控能查出的機率只有11％，「有內控都不見得完全設防，所以更不可不做，」內稽協會祕書長蘇淑美提出警告。

從一個月前的信任危機，到一個月後化危機為轉機，雖然最後仍然靠對人的信任扳回一城，但是理律堅持的責任與信任，「都是不可承受之重，」李念祖說，「我現在終於深刻瞭解合夥人——partnership這個字，伙伴真的要站在同一條船上（ship）」。

因為新帝的信任，因為員工的信任，理律順利度過破產危機，「現在我每接一個案子，責任兩個字就流進我的血液裡，」長年在東吳兼課教法律的李念祖，經歷這場風暴，對律師的角色與責任，有刻骨銘心的體認。

為何所有人性試煉，可以輸在信任，也可以贏在信任？「就是相信。若你現在再問我會不會對人失去信任，我告訴你，我從未放棄過，以後更不會放棄。」陳長文斬釘截鐵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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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災肆虐，生命垂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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